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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，將出台怎樣的改革方案、改革力度有多大，備受民眾關註。本報今起推出系列專題報道，力圖為您全方位解讀、預判這一政治大事件。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長、政治學系主任楊光斌曾以《黨的十八大與中國政治的發展》一文預測十八大之後的政治局面，如今時隔一年，他如何看待這一年的變化，對三中全會之後的改革走勢又有怎樣的判斷和期待?11月1日下午，楊光斌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。
　　 個人簡介
　　楊光斌，河南省桐柏縣人。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長，兼任政治學系主任，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(制度理論)、當代中國政治、比較政治、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與對外關係。
　　本報特派記者 張洪波 趙兵
　　對司法執行的改革
　　將是一個挑戰
　　齊魯晚報:都說這次三中全會推出的改革範圍之廣、力度之大是空前的，民間對此也充滿了期待，您怎麼看?
　　楊光斌:這種說法其實是通過兩個信息釋放出來的，一是俞正聲講的“這一輪改革範圍之廣、力度之大，都將是空前的”，第二就是由國研中心主任李偉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領銜的383改革方案。之前的改革基本上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建立起來，現在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內做完善性的工作。
　　齊魯晚報:十八大召開時，您曾預測這一屆領導人上臺後，老百姓最需要的和決策者最容易改的問題結合起來，將會成為改革最先啟動的方向，也就是民生問題，現在覺得這次改革的方向跟您預測的一樣嗎?
　　楊光斌:跟我想的差不多，但經濟改革力度比我想的要大。我曾認為這一屆政府首先會分權，現在李克強基本上做的就是分權和市場化，下放審批權、擴大開放、降低門檻，這也是民營企業家熱切希望的。此外就是司法體制改革。
　　改革中幾個方面要配套進行，其中司法改革很重要。法院獨立出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，像人民銀行一樣垂直管理，地方黨委不能隨便調動公檢法司，這個方案在10年前就有了。有關司法執行的改革是一個挑戰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人情禮讓，西方的傳統是法治，怎樣做到嚴格執法，這是個挑戰。這相對體制本身的調整反而容易。
　　齊魯晚報:那您是否覺得這次改革中，中央會更重視經濟改革，而政治改革相對較少?
　　楊光斌:從383方案來看主要是經濟社會類改革。按我的理解，一些社會類改革其實屬於政治改革範疇，比如說政府職能轉變、法院獨立審判的改革。用李克強的話說，就是政府總是把手放在不該放的地方，實情確實如此。
　　如果政府職能轉變做得好，貪官就會減少很多。根據最高檢公佈的數據，過去五年，大概處理了15萬多起貪污賄賂案，19萬餘人被查。為什麼會這樣?說到底跟政府職能有關。如果真的能把政府職能清理好，關係理順了，也是在客觀上保護了幹部，不會有那麼多腐敗。
　　我認為中央反腐敗的力度和決心都是毋庸置疑的，而且會堅持下去。從黨風黨紀方面來說，八項規定、糾四風很重要，並且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　　上海自貿區
　　是對壟斷集團衝擊
　　齊魯晚報:您覺得這次改革對既得利益者集團中哪些方面會觸及、哪些方面不會觸及?
　　楊光斌:既得利益者集團分幾個層面，第一個層面是官員，第二個層面是壟斷國企。這次改革會更多地觸及國企利益。如果市場自由度更高，勢必對銀行、電信、石油等壟斷行業帶來比較大的衝擊，但這也不是立竿見影的，真正的衝擊應該是在五年之後。五年之後效果會顯現出來，但力度多大，要看上海自貿區的實驗效果。
　　如果實驗效果好，就會擴大範圍，自由化市場化經濟發展起來，壟斷也無從提起了。從某種意義上，對壟斷利益衝擊的風向標就是上海自貿區實驗結果怎樣。
　　齊魯晚報:您認為壟斷國企在這次改革中將喪失很多利益?
　　楊光斌:傳說廢除國企高層的行政級別，如果把國企的行政級別廢除，多少會好一點。廢除級別之後再進行分拆，廢除級別是市場化，分拆是促進相互競爭，擴大開放，然後民營企業進來就會成為一個自然的過程。
　　齊魯晚報:如今國研中心的383方案很火，您覺得這個方案跟最後的實際方案存在的差距大不大?
　　楊光斌:383方案肯定會被採納一些，但最終三中全會出台的方案應該不會那樣細緻。
　　作為學者，是從歷史的角度看，三中全會很重要，但只是出台一個大政方針性的藍圖式東西。應該說，這次的改革內容會很詳實，涉及的方面和領域、推進的時間可能都會很詳實，但不會像383方案那樣具體。
　　齊魯晚報:有專家建議，中國的改革方案除了頂層設計，還可以多吸取民間意見。
　　楊光斌:每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文件出台，包括修憲，還是很註重民間意見的，其中包括地方政府、相關專家學者意見，甚至官媒和專業媒體所作的報道，對頂層設計都有參考作用。中國在制定重大經濟類和社會類政策時，政府與百姓互動還是比較多的。
　　齊魯晚報:那除了國研中心，都有什麼機構可以向中央遞交建議和方案?
　　楊光斌:一般開會前會有一個專門負責的政治局委員，來負責黨內的協調、意見的征求，無論是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，還是全會的政治報告，都是這樣一個模式。其實各個研究單位和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。按照常規，中央會讓自己的研究機關做相關專題的調研，學者個人也可以自發組織一個學術團隊來做研究報告，這些往往是比較私人化的。
　　齊魯晚報:為什麼一些大的改革政策都會選擇在三中全會上公佈?是巧合還是慣例?
　　楊光斌:常言說“十年一個輪迴”，每屆領導人第一個任期中的三中全會是比較重要的。一般來說，一中全會通常安排黨的人事問題，比如確定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、中央委員等，二中全會是安排國務院人事問題，三中全會才會做政策調整，四中全會、五中全會涉及黨的部門問題，比如多是談宣傳問題和組織人事問題，還有特別重要的經濟問題、農業問題等，已經形成了規律。
　　改革推行力度不大
　　效果就會為零
　　齊魯晚報:在胡錦濤、溫家寶主政一年時，您曾寫過一篇“胡溫新政一年”的文章，如今距離習近平和李克強主政也將近一年，您有什麼感受?
　　楊光斌:胡、溫的風格是比較典型的中國政治的風格，執政風格慢慢地才看得出來，而習近平的風格非常鮮明，是敢說敢言和敢於擔當的性格。判斷過去近一年的信號，應該是未來幾年的基本方向。我個人認為，過去一年習、李做的主要是“正心之治”，未來九年是要看他們能否把正心之策變成正心的制度。
　　齊魯晚報:何為正心之治?
　　楊光斌:我認為習、李過去一年所做的事情，一是改變政府職能，下放審批權，擴大開放，推進市場化，這在中共上層已達成共識。第二，與這個並駕齊驅的，是以反腐敗為核心的“正心之治”。作為學者，客觀地說，官員要管，社會也要管。在中國曆史上，不管社會上的事，也會有人胡作非為。比如說大V、公知，他們也會濫用權力。所以一方面管理官員，另一方面管理社會，我統稱為“正心之治”。
　　管理官員主要用黨風黨紀，配之於法律，而管理社會主要靠法律，現在中央對官員和社會都在管，不過管官員的力度更大。
　　齊魯晚報:您對十八大之後這一年中國的執政思路有什麼評價?
　　楊光斌:習、李抓住了中國的命脈，對中國當前存在的問題這個脈把握得很準。人心要聚，所以有“正心之治”，國進民退，所以要擴大開放振興經濟。二是他們在黨政分工和協調配合上很合理、很默契，分工很明確，都恪守自己的職責。
　　齊魯晚報:三中全會後，這種執政思路是否會更加堅定和明顯?會不會遇到阻力?
　　楊光斌:三中全會面臨的這次改革必須是自上而下的。改革有兩種，一種是自下而上，像鄉村自治、民間組織的發展、市場經濟，這些是自下而上的，但改革涉及破除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時候，讓他們自己搞和諧、達成共識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是自上而下地強制執行。
　　利益盤根錯節，再好的政策會打折扣。如果改革推行力度不大，折扣會更大，最後的結果就會為零。但從個人風格來判斷，我認為習近平會強勢地推進下去。
　　齊魯晚報:您預測九年之後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?
　　楊光斌:九年後政治更加清明，社會相對公正，民生更有保障。如果能做到這些，大多數老百姓就很高興了。政治清明，腐敗就不會那麼猖獗，相對公正就能解決貧富懸殊和公平等問題，民生更有保障，形成一個有規矩的社會。
　　齊魯晚報:您對三中全會有什麼期望?
　　楊光斌:領導人把自己想做的事、說出來的事、設計好的事，堅決地貫徹好落到實處，就很好了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聚焦三中全會,本報今起推出系列專題報道）